灸疗法是中医学中最古老的疗法之一。

    灸法的产生早于方药，就针灸而言，灸法可能更先于针法。关于灸疗法的起源，虽然还缺少确实可靠的资料来印证，但是目前多数学者认为，这一疗法的出现不会晚于原始社会。根据近代考古学研究证明，我国早在距今约170万年的“元谋人”时代，我们的祖先就已懂得用火；距今约60万年的北京人则已长期用火。

    灸，《说文解字》释为“灼也”，即是以火烧灼之意。先人们在用火过程中，可能因偶而不慎灼伤，结果却使身体另外一部分的病痛得到意外的减轻或痊愈，多次的重复体验，于是便主动地以烧灼之法来治疗一些病痛，逐渐产生了灸疗法。早期只有钻木取火的“木燧”，后来则有照日取火的“金燧”。

    周代作为日常生活用品，有“左佩金燧”，“右佩木燧”的规定，政府还有专门取火的官员，分季节为人民提供新火种。古代不同的取火方法曾给当时灸疗选用火源以一定影晌。如晋代陈延之《小品方》记载，灸疗不宜用八木之火，而宜用“阳燧”从太阳取火。

    灸疗法的文献记载，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。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、《阴阳十一脉灸经》，既是已知最早关于经脉的专著，又是首次记载灸疗的的医学典籍。内所提到的各种经脉病证以及心痛、癃、癫狂、咳血、耳聋、产马（马刀，即瘰疬）、噎等急难病证，均可采取灸疗其所属经脉之法进行治疗。并发现，其中一些病证甚至可以“久（灸）几（既）息则病已矣”（《阴阳十一脉灸经》甲本）。与其同时出土的《五十二病方》、《脉法》，则详细地记载了施灸的部位。如“久（灸）足中指”、“久（灸）左[月行]”，“阳上于环二寸而益为一久（灸）”等。

    在同时代的不少非医学书籍中，也有不少灸疗的记述。《左传》中提到公元前581年医缓给晋景公诊病时说过的“攻之不可，达之不及”这样一段话，其中“攻”字，一般认为应当作“灸疗”。非医药文献中最早提及“灸”字的，则见于《庄子·盗跖》篇：“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”。《孟子·离娄》篇，还提出了艾灸“今之欲王者，犹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也”。

    从上述可知，灸疗法不仅在医学著作中已经作为一种主要疗法应用于临床，而且一些非医家在引喻射事时亦多用灸疗，这充分表明，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，灸疗之法已经相当盛行了。

秦汉时期

     先秦两汉是我国传统针灸医学的重要形成时期。产生于秦汉之际的医学巨著《黄帝黄帝内经》，把灸疗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系统介绍，强调“针所不为，灸之所宜”（《灵枢·官能》）。它首先指出“灸火芮者亦从北方来”。因为“北方者，……其地高、陵居，风寒冰冽，其民野处而乳食，藏（脏）寒生满病，其治宜灸  。”（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），说明灸疗的产生与我国北方人居住条件、生活习俗和发病特点有关。灸疗的适应证包括外感病、内伤病、脏病、寒热病、痈疽、癫狂等。灸疗的作用具有起陷下、补阴阳、逐寒邪、畅通经脉气血等多个方面。《黄帝黄帝内经》还提到灸的补泻之法：“以火补者者，毋吹其火，须自灭也；以火泻者，疾吹其火，传其艾，须其火灭也”。（《灵枢·背腧》）。最后，指出艾灸之禁忌证为：阴阳俱不足或阴阳俱盛者、阳盛亢热及息积等。《黄帝黄帝内经》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灸疗法的基础。

     东汉张仲景所撰《伤寒杂病论》一书，其内容以方药辨治外感热病及内伤杂病为主，尽管针灸条文不多，其中《伤寒论》载灸疗7条，《金匮要略》2条，复出2条，实为7条，但是，对灸疗的应用和禁忌症有所发挥。在应用上，仲景指出灸疗宜于三阴经病，或于少阴病初起，阳虚阴盛时，灸之以助阳抑阴；少阴下利呕吐，脉微细而涩时，升阳补阴。或厥阴病手足厥冷，脉促之证，灸之以通阳外达；脉微欲绝者回阳救逆。灸疗禁忌范围则包括太阳表症、阳实热盛、阴虚发热等。这些，对后世医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晋唐宋时期

从两晋至唐宋，是我国针灸医学史上灸法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。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、灸疗专著大量出现

   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灸疗专著是三国时期曹翕（曹操之子）所撰写的《曹氏灸方》，共有七卷，惜已佚。敦煌卷子本中的残卷《新集备急灸经》，则至迟是在唐·咸通二年（公元861年）依照刊本抄录的，原刻印本，初刊于唐代京都长安，不仅证实该书成书年代甚早，也表明我国早期刊本中就有灸治的专书。敦煌类遗书中，尚有我国首部人体穴位灸疗图谱《灸法图》和《灸经明堂》，其作者及成书年代虽难以确知，但据文体和内容来看，多为唐代或以前的的作品。

    上述敦煌卷子均被劫往国外，目前分别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英国伦敦博物馆。另有唐·崔知悌之《骨蒸病灸方》一卷，记载专病灸治经验，原书虽已佚，但尚收存于《外台秘要》及《苏沈良方》之中。另有《黄帝明堂灸经》（分一卷本和三卷本二种，内容相同），为唐代佚名氏撰。后由北宋书商改题此名刊行，至元代此书辑入《针灸四书》中。

    至宋代灸法专著更不断出现，如闻人耆年之《备急灸法》一卷，是我国首部灸治急性病证的专著；而庄绰《灸膏肓俞穴法》一卷，则是防病保健灸法的专门典籍；另有西方子《明堂灸经》八卷等。这些专著在不同时代，从不同角度记载和总结了古代医家灸疗经验。

二、医籍中灸法占据重要地位

    在晋唐至宋代的一些重要医学著作和针灸书籍中，灸法都被作为重要的内容被载入。晋·葛洪之《肘后备急方》，大量收集了当时及前人治之有效而又简便易行的灸方。全书共109条针灸医方，灸方就占94条之多。除继承《黄帝内经》及《针灸甲乙经》的直接灸疗外，首创隔物灸疗，包括隔盐灸、隔蒜灸、川椒灸等。另外尚应用蜡灸，及以瓦甑代替灸器及烧艾于管中熏灸等。在病证救治上，《肘后备急方》载有卒死、尸厥、卒客忤死、霍乱、中风等28种急症的救治灸方达102首。

    晋隋时期医家陈延之，是提倡灸疗的先驱之一，所撰《小品方》（现已佚）是我国古代一本重要方书，对灸疗也多有论述。他指出“夫针术须师乃行，其灸则凡人便施。为师解经者，针灸随手而行；非师所解文者，但依图详文由可灸；野间无图不解文者，但逐病所在便灸之，皆良法”，表明灸疗简便有效易于推广。从散在于其它医籍的近三十则陈氏的灸方中，可以看出，他主张取穴少而精，强调灸前刺去恶血，用灸壮数多达50～100壮，也有用随年壮。特别是关于灸禁问题，认为《黄帝内经》禁灸十八处并非绝对，并提出直接灸要“避其面目四肢显露处，以疮瘢为害耳”等。其中不少观点，至今仍然可取。

    唐代名医孙思邈，在其著作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之中，也载述了大量灸疗内容，在灸疗上，又增加多种隔物灸疗，如隔豆豉饼灸，隔泥饼灸，隔附片灸及隔商陆饼灸等。在灸疗范围上有较大的扩展，首先增加灸疗防病的内容，如《备急千金要方·卷二十九》指出：“凡人吴蜀地游官，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，勿令疮暂瘥，则瘴厉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。”其次，灸治的病种较前代有所增加，特别是在热证用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，如热毒蕴结之痈肿，以灸疗使“火气流行”令其溃散；另如对黄疸、淋症等温热病及消渴、失精失血之阴虚内热病证等，均用灸疗取效。这显然是对《伤寒论》某些偏颇提法的纠正，也是对灸疗法的补充和完善。在灸疗的方法上也强调操作 的正确性“炷令平正着肉，火势乃至病所也”（《备急千金要方·卷五》）。

     同时代的王焘，更是重灸轻针，提出灸为“医之大术，宜深体之，要中之要，无过此术”（《外台秘要·中风及诸风方一十四首》），在《外台秘要》一书中，针灸治疗部分，几乎都用灸方。这种弃针重灸的观点，当然属于偏见，但是可证明当时对灸疗的重视。

    宋代著名针灸家王执中撰《针灸资生经》一书，亦以灸法为主，并记载了灸劳法、灸痔法、灸肠风、灸发背、膏肓俞灸疗、小儿胎疝灸等灸治之法。书中还收录不少本人或其亲属的灸疗治验，如“予尝患溏利，一夕灸三七壮，则次日不如厕，连数夕灸，则数日不如厕”（《针灸资生经·第三》）。另外，王执中对灸感流注也作了较深入的观察：“他日心疼甚，急灸中管（脘）数壮，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上，至灸处即散”（《针灸资生经·第四》）。宋代的《太平圣惠方》、《普济本事方》以及《圣济总录》等重要医方书中，亦多收载有灸疗内容。如许叔微强调阴毒、阴证、阳微最宜用灸的观点，创隔巴豆、黄连灸疗，方法是“用津唾和成膏，填入脐心，以艾灸其上，腹中有声，其病去矣”（《普济本事方·卷九》）。由于直接灸法烧灼较为疼痛，使人临医畏灸，南宋·窦材在其所撰之《扁鹊心书》中，首载了“睡圣散”，服后施灸，“即昏不知痛”（《扁鹊心书·卷上》）。

三、灸疗应用的专业化和普及化

    在唐宋时期，随着灸疗的专门化，出现了以施行灸疗为业的灸师。如唐·韩愈的《谴疟鬼》诗云：“灸师施艾炷，酷若猎火围”（《昌黎先生集·卷七》），生动地按期绘了大炷艾灼的场面。宋·张杲《医说》中，也曾有灸师之称。除灸师专门掌握施灸技术外，鉴于当时盛行灸疗，非医者对灸疗也加以应用。《南史·齐本记》载，有人自北方学得灸术，因治有效验，迅速推广，一时间都中大为盛行，被称之为圣火，甚至诏禁不止。《备急千金要方·卷二十九》也提到：“吴蜀多行灸疗。”表明此法在民间中已颇为普及。另外，宋“太宗病亟，帝（指宋太祖）往视之，亲为灼艾”。宋·苏东坡写有《灼艾帖》，李唐画有《灸艾图》，更证实了灸疗在唐宋之际流传之广。

金元时期

    金元时期，由于针法研究的崛起和针法应用的日益推广，灸法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。但以金元四大家为首的不少医家，在灸法的巩固和完善方面，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刘河间不囿于仲景热证忌灸之说，明确指出“骨热……灸百会、大椎”等，并总结了引热外出，引热下行及泻督脉等诸种灸疗，罗天益则主张用灸疗温补中焦，多取气海、中脘、足三里三穴施灸，认为可“生发元气”、“滋荣百脉”等。朱丹溪也有不少灸治验案的记载，如“一妇人久积怒，病痫，目上视，扬手掷足，筋牵，喉声流涎，定时昏昧，腹胀痛冲心，头至胸大汗，痫与痛间作，……乘痛时灸大敦、行间、中脘，……又灸太冲、然谷、巨阙及大指甲内间，又灸鬼哭穴，余证调理而妥”（《丹溪心法》）。另如元代名医危亦林，在其所著《世医得效方》载述刺灸治疗的56个病证中，灸疗约占十分之八，且多涉及各科急性热病，时令病及惊、厥、损伤等症。并提出“阴毒疾势困重，……则灼艾法惟良。”（《世医得效方·集论说》）导阴毒宜灸的观点。在施灸方法方面，则不采用晋唐时期动辄百壮的做法，常因病证、因部位而用竹筋大、麦粒大、绿豆大、雀粪大，或灵活地“大小以意斟量”，以定艾炷之大小。且多数用七壮、二七壮、三五壮等。还重视对于灸后的护理，“以温汤浸手帕拭之”，“以柳枝煎汤洗后灸之”，防止感染，确为经验之谈。

明清时期

明清时期，是我国针灸医学从成熟而又逐步走向衰落的时期，虽然，这一时期偏重针法的应用，但灸法也有一定的进展。

一、灸法论著明显增多

    明代是我国针灸史上重要的文献总结时期。据史料记载及现存的医籍统计，明代以前有关灸疗的专著相对较少。以明代为界，根据《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》、《宋以前医籍考》、《中国医籍考》、《中国医籍通考》、《中国针灸医籍荟粹》等书的考证：明代以前的灸疗书籍，包括史书上有记载但已亡佚了的有：《歧伯灸经》（宋史）、《亡名氏灸经》（隋志）、《曹氏灸方》（隋志）、《曹氏灸经》（隋志）、《雷氏灸经》（新唐志）、《崔氏骨蒸病方》（宋志）。《亡名氏新集明堂灸法》、《杨氏灸经》（崇文总目）、《黄帝灸经明堂》（宋志）、《亡名氏灸经背相》（宋志）。目前现存的灸疗医籍仅有：战国的帛书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和《阴阳十一脉灸经》；敦煌石室医方残卷《新集备急灸经》；唐代《灸法图残卷》、《黄帝明堂灸经》；宋代《膏肓腧穴灸法》、《实验特效灸法》、《备急灸法》、《西方子明堂灸经》；元代《痈疽神妙灸经》、《痈疽神秘灸经》10种。明清两代以清代专著较丰，著有《采艾编》、《太乙神针心法》、《采艾编翼》、《太乙神针附方》、《太乙离火感应神针》、《灸法篡要》、《太乙神针》（范毓[香奇]编）、《仙传神针》、《神灸经纶》。《太乙神针集解》。《传悟灵济录》、《卷怀灸镜》、《太乙神针》（松亭居士传）、《灸法秘传》、《灸法心传》、《太乙神针十六部》、《灸法集验》、《太乙神针》（作者不详，叶圭序跋）、《经验灸法独本》、《延寿针治病穴道图》、《灸法篡要》等21种。

    此外，还有大量有关论述灸法的篇章，散在于明清两代有关针灸著作或医籍中。如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，在所著《类经图翼·卷十一》中，专门辑录明以前几百个灸疗验方，涉及内、外、妇、儿各科几十种病证。另在《景岳全书》9～36卷所论述各科70余类病证中，有二十类提到针灸疗法，其中涉及灸方的达十五类，并详细论述了灸疗的治疗作用。因此，可以说是对明以前灸疗临床经验的一次总结。明代伟大针灸学家杨继洲，也重视灸疗的研究和实践，强调针灸并重。《针灸大成》第九卷，论述灸疗凡四十一节，内容涉及广泛，有灸疗、取膏肓穴法、相天时、发灸疗及艾灸补泻等，以及灸治各种急慢疾病二十余种。

    特别是清代，更可以认为是对我国灸疗法的总结时期。灸疗文献中，较有代表性的为清·咸丰时医家吴亦鼎所撰的《神灸经纶》一书，他在该书引言中指出：“灸疗亦与地并重，而其要在审穴，审得其穴，立可起死回生”，说明灸疗之重要。《神灸经纶》全面总结了清以前有关灸疗的理论和实践，并参合了不少作者本人的临床经验。是一本集大成式的灸疗专著。另如清·廖鸿润的《针灸集成》也收载了大量灸疗的历代文献，予以分类编排，如制艾法一节，就选录了《医学入门》、《医方类聚》、《局方》等多种前人著作的论述。对“发灸疮法”、“疗灸疮法”、“调养法”等都作详细的介绍。

二、施灸方法的不断革新

    首先是对传统灸法的改革创新。明清两代医家在继承前人灸法的基础上，又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与创新，产生了艾条灸、雷火神针、太乙神针、桃枝灸。桑枝灸、药锭灸等新的灸疗方法。值得一提的是艾条灸疗的创用。此法最早记载于明初朱权之《寿域神方·卷三》，其云：“用纸实卷艾，以纸隔之点穴，于隔纸上用力实按之，待腹内觉热，汗出即差”。这时的艾条灸还是属于实按灸，即艾条隔纸按压于穴位，隔纸仍为减少患者的痛楚，以后又改为悬灸法，即离开皮肤一定距离灸烤，这种方法既宏扬了艾灸之长；又避免了烧灼之苦。同时，凡是艾炷灸的适应证均可以使用艾条灸，它操作简便，疗效颇佳，倍受患者的欢迎，故而一直延用至今。艾条灸出现后，为提高疗效，医家又在艾绒内加入药物，制成卷状，用以灸疗。

     至嘉靖十八年（1539年）在《神农皇帝真传针灸图》一书中，首次提到 了掺入药品的艾条灸疗。名为火雷针，后又命名为“雷火针”。这是艾条灸的进一步发展。“雷火针”后来又称“雷火神针”，明代的《本草纲目》记载其艾灸的药物组成为：“艾绒一两，沉香、乳香、茵陈、羌活、干姜、穿山甲各三线，麝香少许”。这里所谓的针，其实是灸，因它操作之法类似针法——隔几层纸或布，实按在穴位上之故。艾条灸操作方便，痛苦又较小，且可随意调节热力，故很快得以推广。故《仙传神针》中形容其：“欲求其所以治痛之神与去病之速，莫若针灸。第针砭之法，有用铁针者，有用金石者，有用艾灸灯灼者，种种不一，虽有急救之功，恐伤肌肤，是一痛未除，又增一病，亦非善道，惟有雷火针一法，针即非铁，且不着肉，最为善治”。除此之外，明代还有灯火灸的记载，系指用灯草蘸油点燃直接烧灼穴区肌肤的一种灸疗；也有利用铜镜集聚“光作为施灸热源的“阳燧灸”等。在施灸的方法上，此时又出现一种叫“太乙神针”的掺药艾条灸疗。用法与雷火神针同，但在处方中不用毒性较大的药品，药性平和，适应证也雷火神针广泛。并有《太乙神针心法》（韩贻丰）、《太乙神针》（范毓香奇、周壅和编）等专书出现和流传。

    清代韩贻丰《太乙神针心法》一书，又在雷火针的基础上，加减了一些药物，称之为“太乙神针”，二者均用于风寒湿痹、寒性腹痛等证。其后，赵学敏又创出了“百发神针”用治偏正头风、漏肩风、鹤膝风、半身不逐、疝气等；“消癖神火针”用治偏食、消瘦，积聚痞块；“阴症散毒针”用治痈疽症等病。

    其次是创制新的灸疗方法，除了以艾为主的施灸方法之外，明清时期还创出了其它的一些灸法。如“桃枝灸”又名“神火灸”。其用法与“雷火神针”相似，用桃枝蘸麻油点燃后吹灭，乘热垫棉纸三、五层熨灸患处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治心腹冷痛、风寒湿痹。桑枝灸又叫“桑柴火”。“桑枝针”。即用桑枝点燃吹熄用火头灸患处。又自从隋代的《黄帝虾蟆经》主张“辨灸八木法”以来，医家灸病忌松、柏、枳、椐、榆、桑、枣、竹8种木火，认为此8种木火：“皆伤血脉肌肉骨髓”。《外台秘要·卷十九》也明确指出：“凡八木之火，皆不可用也”。而明代医家却独取桑枝用于灸法，以祛风活络、通利关节。《医学入门》用其治发背不起。

   《本草纲目》用其治阴疮、瘰疬、流注、臁疮、顽疮等。《理瀹骈文续增略言》则用其治风痹。药锭灸则为清代独创的灸法。如清代名医叶日士不仅在湿病学上成就显著，而且在针灸方面也颇有建树，“香硫饼灸”即为他所创。另外，还有《医宗金鉴》的“阳遂锭灸”；赵学敏《本草纲目拾遗》的“硫朱灸”。这3种药锭在制法和功用上都很相似，均以硫黄为主，配以麝香、朱砂以及其他药物而制成。与艾灸不同的是：艾火以其辛香走窜通行十二经，调理五脏六脏，偏于治内，而药锭灸重用硫黄，火燃烟熏以治外为主，对于痈疽肿毒、跌仆损伤、风湿痹痛等症又开拓了新的治疗方法。

    另外，明清时期开始注重使用灸疗器械。使用灸器施灸虽可追溯到晋唐，但或采用代用物而非专用灸器，或结构十分简单如苇管等。至明清，逐步出现了专门制作的灸器。明代龚信在《古今医鉴》中以铜钱为灸器，清代李宗先在《针灸易学》中使用了泥钱作灸器。高文晋在《外科图说》中又作了进一步改进，使用了灸板、灸罩；叶天士先是用面碗作灸器，以后制成了专用灸器：“银灸盏”等。现代用的温灸杯、温灸筒、温灸盒等均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。温灸器的使用与改革，使灸法更为安全、无痛、不会灼伤皮肤，尤其适用于老人、妇女、儿童、体弱者，成为病家所乐于接受的一种治疗方法。

明清时期，随着灸法日益走向民间，也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。赵学敏所撰的《串雅外编》一书中，介绍了不少民间灸法，如鸡子灸，其法为“鸡子煮熟，对劈去黄，用半个合毒上，以艾灸”（《串雅外编·卷二》），另如碗灸、麻叶灸、桑木灸等，应视为是对丰富多彩的灸法的一种补充。